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的区分，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司法实践中最重要的争议问题之一。两罪在行为方式上可能存在交叉——行为人可能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进行逃税，但法律评价结果差异巨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而逃税罪则可以通过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准确区分两罪，是辩护工作的重要突破口。

一、最高法典型案例：无货虚开改判逃税罪

202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案例一“郭某、刘某逃税案”在司法界和实务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适用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2018年2月，被告人郭某、刘某在天津市西青区注册成立索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2018年2月至12月间，二人在与多家公司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80份用于抵扣税款，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6亿元，税额2300余万元。经查，索某公司2018年度申报销项税额5200余万元，申报增值税进项抵扣税额5025万余元。

法院裁判理由：负有纳税义务的行为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构成犯罪的，即便采取了虚开抵扣的手段，主观上还是为不缴、少缴税款，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以逃税罪论处。最高法对此予以肯定，认为两罪主体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差较大，司法机关应依法查明、区别对待。

最高法典型案例1的改判核心在于二罪的主观故意不同：本案被告人虚增进项申报的税额未超过其销项税额，本质仍是在其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抵扣以少缴税款，主观上是为了不缴或少缴税款，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以逃税罪论处。这与《解释》第十条的法理精神一致，即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限缩为“没有应纳税义务或者超出应纳税义务范围而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

二、骗税与逃税的区分标准

逃税，是行为人逃避应纳税义务的行为，危害结果是造成国家应征税款损失；骗税，则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已收税款。因此，两罪主体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差较大。

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区分逃税和骗税；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骗税危害性更大，行为人主观恶性深，应依法从严打击；基于“三个效果”考量，对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实施的上述行为依法以逃税论处，既符合行为的本质属性，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规定，有利于防止对实体企业轻罪重罚，有利于涵养国家税源。

三、逃税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区分的基本规则

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的，应以逃税罪论处；超出应纳税义务范围，骗取国家税款的，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负有纳税义务的行为人，如果虚开的税额未超过其实际应缴纳的销项税额，且虚增进项抵扣的本质是为了少缴税款而非骗取国家税款，则以逃税罪论处；如果虚开的税额远超其销项税额，超出部分属于骗取国家已收税款，则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四、逃税罪初犯免责政策的适用

最高法典型案例2新疆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毛某某逃税案中，法院认为，该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补缴税款，经税务机关通知仍未按规定补缴税款，所以构成逃税罪。换言之，如果能够补缴税款，也是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这就进一步确认了逃税罪的初犯免责政策。

对于本应定性为逃税罪的案件，如果能够补缴税款和滞纳金，依据刑法第201条第4款的初犯免责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政策为涉案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刑事风险化解路径。

五、辩方将案件定性为逃税罪的辩护价值

将案件定性为逃税罪而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具有显著的辩护价值：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远重于逃税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而逃税罪的最高刑期相对较低；逃税罪可以通过补缴税款获得免责，根据刑法第201条第4款，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在郭某、刘某逃税案中，如果该公司能够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就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可以获得无罪的效果的。

赵飞全律师指出，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首先审查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骗税还是逃税，这是案件定性乃至出罪的关键。专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律师应当准确把握两罪的区分标准，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的虚增进项抵扣案件中，积极争取以逃税罪定性，并通过补缴税款的方式争取无罪处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专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律师能够帮助当事人在罪名定性这一核心问题上准确判断，依法争取逃税罪的从宽处理或无罪结果。

赵飞全律师联系方式 18601091945，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B座10层，仅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