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某（化名），男，46岁，福建某地烟草零售商，持有合法有效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2023年至2024年期间，黄某因本地烟草供应紧张，多次从邻省批发商处购进卷烟并在本地销售。当地烟草专卖局认定黄某的行为属于“跨区域经营”，违反了烟草专卖管理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以黄某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随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黄某未经许可从事烟草经营，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黄某不服一审判决，委托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赵飞全担任二审辩护人，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赵飞全律师接受委托后，全面复核了一审案卷材料并会见了黄某。经过深入研究，赵律师发现一审判决存在根本性的定性错误：黄某持有合法有效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从邻省购进卷烟的行为属于“持证超范围经营”，而非“无证经营”。
赵律师向二审法院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批复精神，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但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应当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刑事追诉与行政处罚应当有明确边界——行政违规不能直接等同为刑事犯罪。
在二审庭审中，赵飞全律师围绕“持证经营”与“无证经营”的法律区别，发表了系统的无罪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黄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依法应当改判无罪。
第一，黄某持有合法有效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行为属于“持证超范围经营”，而非“无证经营”。
非法经营罪所规制的烟草经营行为，应当是“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本案中，黄某持有合法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具备经营烟草零售业务的法定资质。其从邻省购进卷烟的行为，是在有证前提下超出许可范围的经营，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而非“无证经营”的刑事犯罪行为。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决定了本案究竟应当适用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制裁。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专属批复，持证超范围经营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批复中明确指出，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但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应当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一审法院未适用该批复，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这一批复是办理烟草类非法经营案件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下级法院应当遵照执行。
第三，“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应当有明确的边界。
非法经营罪作为典型的行政犯，其刑事违法性建立在行政违法性之上。但并非所有行政违法行为都应当上升为刑事犯罪。持证超范围经营与无证经营在违法性质和危害程度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后者才触及刑事底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对于可以通过行政处罚有效规制和纠偏的行为，不宜动用刑事手段。
第四，一审对黄某的量刑明显畸重，且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即使在持证超范围经营构成犯罪的前提下，一审判处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也明显畸重。这充分说明，将此类行为作为刑事犯罪处理，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易导致裁判不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正确性——只有回归行政处罚的轨道，才能实现罚当其责。
综上，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某无罪。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采纳了赵飞全律师的全部辩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黄某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跨区域购进卷烟的行为属于持证超范围经营，不符合非法经营罪“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某无罪。
黄某在被羁押一年有余后重获清白，其烟草零售业务恢复正常经营。
本案是二审成功改判无罪的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在二审阶段发现一审定性错误、推动改判的专业能力。
第一，本案精准把握了非法经营罪“未经许可经营”的核心构成要件。烟草经营行为是否入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持有合法许可证。持证者的超范围经营行为，应当回归行政违法的处理轨道，不应轻易入罪。这一区别看似细微，实则关乎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二，本案凸显了最高法专属批复在非法经营罪辩护中的核心价值。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在办理烟草类非法经营案件时，应当重点研究相关批复精神，将其作为无罪辩护的重要法律武器。这些批复虽然法律位阶不高，但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观点，对下级法院具有指导约束力。
第三，本案为烟草零售经营者提供了重要启示：持有合法许可证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重要阻却事由。一旦被追诉，应当及时委托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介入，重点论证“持证经营”与“无证经营”的法律区别，积极争取无罪结果。